我1998年平均每一个月里都有半个月在外地出差，香港的家倒像个旅店。家中，大、中、小型旅行箱齐备，这边厢，到马来西亚的夏装还未清理；那边，往日本北海道的雪衣已经要装箱；到广西只要3天，改为手提小行李，差旅的频繁，我已练就一身整理行李的好工夫，只要一声令下，随时可以出门。拿著大小行李进出公司的景象，老让我有该改行做空中服务员的错觉。
不过，公差、旅行，认识新朋友，亲身见证发生在各地的大事，到一些没去过的地方，都是这一年丰富我生活、增长我见闻的机会；再次回望，旅途的辛劳已不复记忆，留下的只是一段段珍贵的人生经验。
许多人谈我的故事，喜欢从1998年3月开始聊起，我也就顺应民意了。1998年3月，中国每年一度的政协、人大会议召开，适逢换届，新政府成立，香港特区政府首次单独组团参加，都使1998年的“两会”别具意义。这也是我在同一个地点公差，“落地生根”比较久的一次，从3月初一直到两会闭幕、新总理记者会，我一共在北京待了20天，这期间，每天要做一则头条新闻，晚上卫星传送时间，要上主播台，和香港同仁做卫星连线，讲述最新消息，每周日，还要为即将开播的“小莉看时事”暖身，制作两个半小时“直击两会”特别节目。即使是3月19日，新总理“点名”事件后，全体同仁欣喜若狂、北京报道组在忙完最后一天活动、第二天可以大肆庆功时，我的喜悦和放松也只能维持半天，因为忙完当晚的卫星连接，我和编导张力，还要为周日半个小时的“直击两会”完结篇奋斗。在各方恭贺电话、采访邀约不断时，我对着中文台副台长的慰问电话，几乎落泪。因为我担心，我做不完“直击两会”的节目，当晚，我熬夜写完串连词。第二天一早，冒着北京3月乍暖还寒的北风，在天安门广场做外景串场，一面接受BBC（英国广播公司）的专访。即使是21日回到香港在机场受到凤凰台的鲜花祝贺后，我也是直奔摄影棚，去完成“直击两会”最后的棚内作业，直到深夜12点，我才拖著在北京20天的大行李，安心地回家。
这就是荣耀背后的故事，它有所有凤凰同仁的努力，有我掉了的两公斤，和许多不眠的夜。
许多人问，荣耀之后的小莉，有没有变化？我要说的是没有，一点都没有，周围的朋友都知道，我只是更忙了，更没自己的私人时间和空间。连回台湾看父母的机会都是匆匆忙忙的。难得的是，他们的体谅，因为他们知道，我在做一件我喜欢的工作，他们的女儿在完成她儿时的梦想，做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传媒人。
（摘自《华声月报》1999年1月号，吴小莉文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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